【环球时报驻德国、法国特约记者 昭东 董铭 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李静】“德国将不再能够避免衰退。”德意志银行首席执行官塞恩日前的表态，再次让全球把目光集中到德国这个“欧洲经济引擎”身上。今年，德国经济频频传出坏消息：8月通胀率达到近50年来的最高水平、7月伊弗经济研究所公布的商业景气指数跌至两年来的最低水平、5月出现30多年来的首次贸易逆差……这些数据导致多国媒体和专家对德国经济增长和经济模式提出疑问，有的认为德国模式“已经终结”。甚至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哈贝克也感慨说，德国经济模式已经失败。那么，什么是德国的经济模式？它遇到了哪些挑战？是否真的将被时代淘汰？
从经济强国到“薄弱环节”
德国经济下滑的第一个重大预警信号出现在7月，当时该国联邦统计局公布的外贸数据引发全球关注——德国5月出口额环比萎缩0.5%，进口额环比上涨2.7%，贸易逆差10亿欧元。这是自两德统一以来，德国首次出现月度贸易逆差。贸易顺差一直被看作德国经济崛起的核心信条。几十年来，德国贸易顺差一直维持在特别高的水平。《每日镜报》等德国媒体将贸易逆差视为危及“德国繁荣模式”的“具有严重后果的趋势性逆转”。
坏消息接踵而至。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德国经济在今年第一至第二季度陷入停滞，而欧元区整体经济增长0.7%。尽管德国6月工业生产略有增长，但订单数量下降0.4%，比一年前的水平低9%。7月接受伊弗经济研究所（IFO）调查的企业中，约73.3%表示正面临短缺，电子、机械制造和汽车行业90%的企业难以买到所有所需材料。7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德国2023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1.9个百分点至0.8%，这是在所有国家中下调幅度最大的。
据欧洲动态网报道，尽管人们很容易将德国经济出现的剧烈变化归咎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天然气短缺，但有迹象表明“病人已经病了一段时间”。在过去5年，德国贸易顺差逐年下降。《华尔街日报》称，德国经济已将近5年没有增长，从新冠肺炎疫情中复苏的力度也比不上其他主要发达经济体。欧盟委员会7月预计，德国今年的经济增长率将为1.4%，低于欧盟整体的2.7%以及法国的2.4%。许多人担心德国会出现技术性衰退——即连续两个季度出现负增长。
“欧洲经济亮红灯的国家”“欧元区薄弱环节”“正处于命运逆转的边缘”“经济模式终结”“经济模式已经走到尽头”……多国主流媒体不仅对德国的经济增长持悲观态度，还对德国依赖出口的经济模式提出疑问。据土耳其《每日新闻》报道，荷兰国际集团分析师认为，俄乌冲突“终结了”德国经济模式。
有媒体提醒说，面对各种新型国际挑战，持续吃老本的“德国模式”恐将失灵，若不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德国可能会步类似日本上世纪90年代衰退的后尘，甚至有可能沦为世界经济舞台上的二流国家。因为德国经济对其他欧洲国家会产生连带影响，因此后者呼吁德国重新制定经济模式。法国《回声报》认为，德国经济的重新定位对欧盟有利。
德国经济模式为何遭质疑
被誉为“全球经济之星”的德国，其经济模式为何受到质疑？
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二战后，在美国的援助下，德国建立起以汽车、机械和化工为基础的经济。从两德统一开始，德国历届政府无论政治色彩如何，都追求同一个目标：把德国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英国《新政治家》杂志分析称，德国经济增长依靠三大支柱：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进口、抑制国内制造业工资水平，以及大量出口。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观点略有不同，但也提到德国经济的成功依靠自由开放的全球贸易和廉价的能源。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全球创新与治理研究院研究员赵永升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德国经济模式有三大支撑，分别为工业类别基于重工、贸易方向基于出口、金融银行基于财团。
虽然上述分析不完全一致，但可以看出廉价的能源和原材料、出口，以及对出口产生重要影响的国际环境，对德国经济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因为供应链危机等，原材料价格出现大幅上涨。据《新政治家》杂志等媒体报道，由于燃料价格上涨，德国2021年就面临能源进口压力，而俄乌冲突的爆发让这一压力急剧增加。俄乌冲突爆发前，德国55%的天然气、50%的煤炭及35%的石油，都来自俄罗斯。
二战后德国能在经济上迅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出口。现在，作为继中美之后的全球“出口季军”，德国大约1/4的就业岗位依赖出口，远高于美国（6%）等西方国家。“德国之声”称，在全球化进程的黄金时期，以出口为导向的德国经济获得了巨大利益，而近年来全球化遭遇逆风，也使“德国制造”面临困境。比利时智库布勒哲尔国际经济研究所专家达利亚·马林近期发文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终结了“超全球化”，新冠肺炎疫情则引发“去全球化”，而俄乌冲突正在加速这一趋势。此外，《新政治家》杂志认为，十多年来德国出口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向中国等亚洲国家销售高附加值产品，如复杂机床和高端汽车。不过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德国产品竞争力下降。
德国经济模式的第三大支柱是工人薪资水平被长期抑制。两德统一后，通过在东欧投资新工厂，德国公司将工资相对较低的东欧经济体整合到它的产业链中，直接降低了德国企业的成本，也限制了德国工人工资的上涨。从上世纪90年代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德国的平均实际工资几乎没有增长，甚至在2004年到2008年期间有所下降。2015年，德国才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法定最低工资。然而随着生活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的短缺，工人工资受抑制这个支柱，是否还立得住是个问题。
德国已进入老龄化、少子化社会，各行各业都已出现专业人才缺口。马林称，在两德统一后，德国通过吸引东欧国家工人，不仅解决了劳动力不足问题，还吸引大量熟练工人，尤其是工程师。1998年，这些国家16%的人拥有大学学位，而德国的这一比例为15%。《华尔街日报》称，德国的劳动力可能在未来10年减少500万左右。德国机械工程行业协会7月的调查显示，在受访企业中，近一半的德国机械工程公司抱怨熟练工短缺阻碍生产，这是1991年有记录以来比例最高的一次。德国智库科隆经济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在数学、信息学等领域，德国人才不足的问题尤为严重。有2/3的德国企业表示，人才荒在未来5年内将对其营运产生严重影响。
奠定“德国制造”基础的双元制培训机制也出现困境。《环球时报》记者了解到，今年德国各行各业都缺学徒。究其原因，现在的年轻人更喜欢去上大学。几十年来，德国上大学的中学毕业生只占所有学生的1/3，但现在这一比例不断提高。目前在柏林工业大学学习的本尼对《环球时报》记者说，他开始也在汽车企业做学徒，但后来了解到工程师比技工收入高1/3，于是决定考入大学学习机械工程。
此外，创新以及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相对不足也是德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之一。据德国《世界报》等媒体报道，该国近20年来没有进行重大改革，技术和社会创新方面的重大突破主要来自美国和亚洲。德国经济管理部门和企业几十年来一直对减债问题重视有加，而这抑制了投资的提高。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本世纪初以来，德国的净投资率一直在经济产出的0.5%左右，比美国（1.5%）、意大利（约1%）等西方国家都低。对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德国《时代》周报分析称，这并非缺少资金或国家机构能力不足，而是精英们为维护其既得利益而作出的决定。
仍具有强大竞争力
其实早在2019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就表示，德国经济模式可能已走到尽头。不过，也有一些专家不认同这样的说法。赵永升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管是马克龙的这一论断，还是近期一些西方媒体的观点，都言过其实。他认为，德国是欧盟第一大经济体，而法国是其竞争者。马克龙对德国经济的心态，与不少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东欧和南欧国家类似。因为德国高附加值的重工业产业和出口型经济，被认为“抢了”其他欧盟国家的生意，因此引发不满。据英国媒体报道，德国向欧洲邻国出售的商品多于购买的商品，这也激怒了许多借债购买德国商品的国家。
赵永升称，近几年来，因为国际环境以及疫情等的影响，不只是德国，几乎所有的出口导向型和半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都遭遇挑战。《华尔街日报》提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德国也经历了短暂但严重的经济衰退，但随着企业改变策略，德国经济大幅反弹。法媒称，德国以其复原力和重塑自我能力闻名。虽然德国出口数据不好看，但有德国官员透露，很多德国企业此前积压不少订单，即使没有新订单，未来两年也会很忙。
“现在对德国经济模式的讨论多注重外部环境，这与德国出口型经济有关。”德国柏林经济学者阿尔韦德·凯塞尔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但德国经济本身仍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凯塞尔补充说，在研发上，德国每年的支出总计超过1000亿欧元。欧洲专利局去年申报的专利数量，德国排名第二，仅次于美国。虽然德国在数字化、智能系统、电子商务等领域遭遇重大挑战，但它的许多技术在全球处于领先行列，比如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在汽车工程、机械和设备工程、化学工业和医疗技术等领域，德国也是佼佼者。更重要的是，德国还是许多国际标准的制定者。这为“德国制造”取得了出口主动权。德国独特的双元制培训制度虽然遇到一些问题，但仍在为企业培养大批拥有过硬技术的工人。凯塞尔认为，未来，德国经济的最大挑战是“去全球化”、经济冷战及保护主义，因此德国应该与中国等国家合作，大力维持全球化和国际合作。
面对各种挑战，德国企业也正在加强行动。《环球时报》记者近期进入奥迪英戈尔施塔特工厂，见识了奥迪在“工业4.0”战略下的新智能工厂。工厂不仅通过人工智能优化零部件质量，而且还建立了能源追踪系统，通过数据分析推动节能。不少德国企业，希望通过改革生产模式，再次成为行业领先者。
